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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最煽情的唐代离婚书(敦煌莫高窟出土大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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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2-13 12:09北京赛车开奖浏览:

  对照唐宋律令,上引7件离婚书中只有D件一件似乎与“七出之状”中的“不事舅姑”有关,因为该件开首即言“盖闻人生一世,夫妻语让为先。……夫取妻意,妻取夫言。□事奉郎姑叔伯,新妇便得孝名”,按通常规律,接下去的“但书”便应该是“新妇不孝”、“不事舅姑”等等。但该件文书笔锋一转,便说“今则夫妇无良,便作互逆之意,不敬翁嫁(家?),不敬夫主,不事六亲,眷属污辱,臬门连累”。这样也就避开了新妇不孝、不事舅姑的问题,而变成双方都有过失(夫不敬岳父岳母,妇不敬夫主及其亲属),双方应该协议“和离”。

  如果是男方(包括男方亲属)主动与女方离婚,常曰“出”,见《南齐书》卷三九《刘瓛传》、《旧唐书》卷六二《李大亮附迥秀传》。或曰“去”,见《汉书》卷七二《王吉传》、《后汉书》卷二九《鲍永传》。或曰“绝”,见《三国志》卷五《武宣卞皇后传》注引《魏略》、宋人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一《放翁钟情前室》。或曰“决”,见《汉书》卷九七《外戚·孝景王皇后传》。或曰“遣”,见《后汉书》卷八四《列女·姜诗妻传》。或曰“逐”,见《汉书》卷四《陈平传》、《宋史》卷四五六《孝友·苏庆文传》。或曰“弃”,见《晋书》卷八八《孝友·许孜传》、《书》卷二○三《文艺·孟浩然附崔颢传》。

  离婚之际,对女方或对男女双方又都有最美好的祝愿,如云“愿妻娘子相离之后,重梳蝉鬓,美扫娥媚,巧逞窈窕之姿,选聘高官之主”(A件),或云“相隔之后,更选重官双职之夫,弄影庭前,美逞琴瑟合韵之态。……伏愿娘子千秋万岁”(C件、F件)。或者是“夫觅上对,千世同欢;妇聘亳宋,鸳鸯为伴”(B'件),或者是“夫则任卺贤失,同牢延不死之龙,妻则再嫁,良媒合卺契长生”(E件)。即使是最朴素、最平淡的祝愿词,也还是“愿妻再嫁富贵,得高夫厶……一似如鱼德(得)水,壬(任)自波游,马如捋纲(岗)壬(任)山丘”(D件)。

  当下,意大利流行离婚一日游,目的地首选罗马尼亚,这里离一次婚全套服务价格在5000美元左右。意大利婚姻律师协会估计,过去5年至少有8000对夫妇到国外离婚。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,法律规定离婚必须先进行为期三年的分居生活。若离婚并非双方自愿,那么整个过程甚至十年以上。根据欧盟相关规定,在任何成员国离婚都会在自己的国家得到认可。而要到别的国家离婚,申请居留权后六个月就可以申请离婚,罗马尼亚申请居留权的形式也很灵活,不一定需要购买住房,费用也比较低,离婚整个过程只要七个月左右。

  一起握着镶有绿色青蛙头的小锤,敲碎了结婚戒指。一如当年结婚时那样,说了一句“我愿意”,不过后半句是“我愿意离婚后成为他(她)的好朋友”。过去两年,日本120多对夫妻举办了离婚典礼。位于东京的离婚公司提供了不同档次的套餐服务,在酒店、寺院举办典礼的费用约合人民币1.6万元,在普通餐厅举办的费用约合人民币8000元,在离婚大楼费用约合人民币4500元。离婚仪式和结婚仪式流程相似,不同的是,男女双方坐上各自的人力拉车前往仪式地点,寓意是分道扬镳。跟婚礼一样,宾客“登记入席”也要送相应的礼金。夫妻双方各派朋友代表致辞,演讲往往以“祝你离婚快乐”做开头。离婚典礼的高潮参照结婚典礼夫妻共同切蛋糕的情节,离婚夫妇用青蛙头小锤敲扁戒指,意味着一锤两断。

  协议离婚有离书。以“七出”名义离婚,也应书写离婚书。唐户令规定:“凡弃妻,……皆夫手书弃之,与尊属近亲同署,若不解书,画指为记。”关于“尊属近亲同署”,日本《令集解》所收的日本注释家的解释(含《唐令释》在内)大都认为是男家与女家亲属共署。我以为双方亲属乃至东邻西邻与见人皆署,应系和离场合。如果是以“七出”名义弃妻,就不大可能请女方亲属同署。(注:《后汉书》卷68《郭太附黄允传》载“黄允字子艾,济阴人也。……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,见允而叹曰:‘得婿如是足矣。’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。妇谓姑曰:‘今当见弃,方与黄氏长辞,乞一会亲属,以展离诀之情。’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,妇中坐,攘袂数允隐慝秽恶十五事,言毕,登车而去。允以此废于时。”《旧唐书》卷 188《孝友·刘君良传》载:“刘君良,瀛州饶阳人也。累代义居,兄弟虽至四从,皆如同气,尺布斗栗,人无私焉。大业末,天下饥馑,君良妻劝其分析……君良从之。分别后月余,方知其计。中夜,遂揽妻发大呼曰:‘此即破家贼耳!’召诸昆弟,哭以告之。是夜弃其妻,更与诸兄弟同居处,情契如初”。从此两例看,在弃妻场合,女方被弃之如敝履,完全无权预议离婚事,女方戚属也都不在场。黄允妻夏侯氏全凭其勇敢机智,才得以在众宾客面前揭露黄允,扬眉吐气而去。夏侯氏得以请其婆大会亲属,表明在出妻场合,男方也有会亲属、村邻宣布出妻之惯例,只是此种场合,出妇通常无权(也未必愿意)参加。)但男方尊属同署应不可少,因其时婚嫁皆由尊长主持,卑幼不得自专。以“七出”名义弃妻,虽不可能请女方亲属同署,但应告报妻族,陈述理由。(注:《后汉书》卷28下《冯衍传》注引之冯衍与妇弟任达武书即属此性质。唐元和中,李元素出妻而不告报妻族,即遭唐宪宗谴责。)离婚要有离婚手续,要有离婚书,不始于唐宋。《史记》卷八九《张耳列传》载:“张耳者,大梁人也。其少时,及魏公子毋忌为客。张耳尝亡命游外黄。外黄富人女甚美,嫁庸奴,亡其夫,去抵父客。父客素知张耳,乃谓女曰:‘必欲求贤夫,从张耳。’女听,乃卒为请决,嫁之张耳。”外黄女从夫家逃亡后,虽然想改嫁,却又不敢擅自改嫁,直至通过父客斡旋,与前夫正式离婚后,才敢改嫁。此事发生在“秦之灭大梁也,张耳家外黄”以前之战国后期。这就表明,至迟从战国起,民庶离婚就要办离婚手续,要有离婚书。只可惜早期的离婚书悉未保存下来。

  和妻子阿孟离婚,但文中却出现了“对众平论,判分离别,遣夫主富盈”、“自后夫则任娶”字样。放妻书中的“放妻”,是因为在夫系家庭制下,妻子一般是从夫居,因而在离婚场合,通常也就是妻离夫家,按此件文书所反映的婚姻情况,这篇放妻书本应题为放夫书。专家认为,当时基本上都是从夫居,离婚书绝大多数也是题为放妻书,所以阿孟与富盈离婚时就借用现成的放妻书的格式,加上阿孟与富盈离婚的具体内容,便成为以放妻之名、行放夫之实的离婚书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上述7件离婚样书都强调宿世姻缘,或云“凡为夫妇之因,前世三年结缘,始配今生夫妇。若结缘不合,比是宿世冤家,故来相对”(A件);或云“夫妇之礼,是宿世之因。累劫共修,今得缘会”(B件、B'件)、“世代修因,见存眷属”(D件)、 “三载结缘,则夫妇相和;三年有怨,则来作仇隙”(C件、F件)等等。总而言之,认为现实婚姻中夫妻感情的严重冲突,乃至感情完全破裂,都是“宿世怨家,今相遇会”(E件)所致。既然如此,其出路也就只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,好说好散。

  约旦兴起夫妇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方式离婚。这种离婚方式在约旦社会激起千层浪,保守人士、伊斯兰教学者和一些社会团体纷纷声讨。根据约旦传统习俗,女方在离婚时没有话语权,丈夫只要对妻子说三声“塔拉克”(我休你),就离婚有效。谈到手机短信快速离婚,曾担任约旦大学伊斯兰教教法系主任的盖拉尼说,所有离婚应当备有文件证明,以确保丈夫与妻子离婚的意愿清晰,并且他作出这一决定时情绪正常。约旦立法部门则表示,如果有人声称,他用手机短信跟太太离婚,司法人员必须调查:这则手机短信是否由先生本人发出以及他是否自愿跟太太离婚。

  因为律、令不禁离婚再嫁、寡妇再嫁,所以历代都有不少妇女离婚后再嫁或丧夫后再嫁。(注:具体例证可参看陈鹏《中国婚姻史稿》,中华书局1990年版。)因为封建礼教提倡妇女“三从”(“未嫁从父,既嫁从夫,夫死从子”)“四德”(“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”)、提倡寡妇守节,所以历代也都有妇女逆来顺受,不敢离婚再嫁,寡妇从一而终,不愿(或不敢)再嫁的事例。相对而言,唐五代以前,封建礼教有关妇女从一而终,夫死不改嫁的说教,还没有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(甚至未为封建士大夫所普遍接受),所以寡妇矢志不嫁者较少。宋元以后,有关婚嫁的封建礼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(乃至有不少人接受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的观点),“礼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从而对妇女及其家庭(夫家、娘家)、家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,因而,寡妇再嫁就越来越困难。寡妇“守节”者也就越来越多。(注:两者相较,谁多谁少,因缺乏定量资料而难以遽断。)据此,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:就剥夺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而言,“礼”和律、令是一致的;而就剥夺寡妇再嫁权而言,祸首就应该说是“礼”,而不是律、令。

  关于财产,汉唐律令有明确规定。汉律规定:“弃妻,畀所赍。”(注:《礼记·杂记下》郑玄注引“律:弃妻畀所赍”。)亦即离婚时,女方可带回陪嫁物,但不能参加对男方家财的分割。唐户令亦规定“凡弃妻,……皆还其所赍见在之财,若将婢有子亦还之”(注:唐令已佚,此据日本《令集解》卷一《户令》。日本户令多参考唐令。其弃妻条关于“七出”、“三不去”、“义绝”的定义皆见于《唐律疏议》卷14《户婚律》,所引唐户令,文字亦几无差别(所不同的是:《唐律疏议》引唐户令提到的“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”,日本户令则作“伯叔父姑兄弟姊妹”,少了一个“母”字,次序亦稍有改动)。而《令集解》此条的注释,又有称引《唐令释》者,因而相信日本户令的“弃妻”条乃抄自唐户令。个别文字或有所改动,但基本精神应同于唐令。以下称引唐户令离妻条,皆借用日户令,不另说明。),基本精神亦与汉律相同,但将应还的陪嫁物具体限定在“见在”范围之内。因此,目前所见的明代以前的“放妻”书(或曰休书)都未具载财产分割情况。(注:唐以前的离婚书皆未见。唐宋间的离婚书目前仅见敦煌所出的7 件“放妻书”。元明的离婚书(即“休书”)目前亦少见,仁井田升的巨著《唐宋法律文书研究》曾从元明间的文艺作品中找到两份休书,因与本题有关,转录于下,以备参考。《古今小说》第一卷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:“立休书人蒋德,系襄阳府枣阳县人,从幼凭媒聘定王氏为妻。岂期过门之后,本妇多有过失,正合七出之条。因念夫妻之情,不忍明言,情愿退还本宗,听凭改嫁,并无异言。休书是实。成化二年月日手掌为记。”《水浒传》(120 回本)第八回:“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,为因身犯重罪,断配沧州,去后存亡不保,有妻张氏年少,情愿立此休书,任从改嫁,永无争执。委是自行情愿,即非相逼。恐后无凭,立此文约为照。年月日。”)但在协议离婚或在“弃妻”场合,也有由男方给若干财物的事例。如敦煌出土的齮《齮书》(注:见《敦煌变文集》第七卷,又见《敦煌掇琐》。该件写本较多,有一件题为《 齮新妇文一本》。),就提到齮新妇与翁婆不和,整天“斗唇阖舌,务在喧争,欺儿踏婿,骂詈高声”。翁婆拿她没办法。一日,又与阿婆争吵,“新妇乃色(索)离书,废我别嫁可憎夫婿(按:可憎,此处作可爱解)。翁婆闻道色(索)离书,忻忻喜喜。且与缘房衣物,更别造一床毡被,乞求趁却,愿更莫逢相值”。这是女方主动请离,男方顺水推舟,除让她带走缘房衣物外,又特地造一床氊被给送。敦煌出土的B'件放妻样书所说的“所要活业,任意分将”,与C件放妻样书所说的“所有物色书之”,亦应属这种性质。此类给送,数额一般都有限,基本上属于礼节性范畴,与家产分割不是一回事。(注:《旧唐书》卷132《李澄附元素传》载:元和初,前户部尚书李元素与妻王氏(王方庆孙女)离婚。“给与非厚。妻族上诉,乃诏曰:‘李元素病中上表,恳切披陈,云妻王氏,礼义殊乖,愿与离绝。初谓素有丑行,不能显言,以其大官之家,所以令自处置。访闻不曾告报妻族,亦无明过可书,盖是中情不和,遂至于此。胁以王命,当日遣归,给送之间,又至单薄。不唯王氏受辱,实亦朝情悉惊。如此理家,合当惩责。宜停官,仍令与王氏钱物,通所奏数满五千贯”。由此亦可见,此类“给与”(或曰“给送”)数额不大。唐宪宗诏令李元素给王氏钱物至五千贯,其中一部分为王氏家庭所奏数,大体上应系陪嫁物之价值。此外部分应系正常“给送”与对李元素的惩罚,所以数额颇巨。)

  再如改嫁,传统礼教是不允许妇女改嫁的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提出妇女嫁夫,要“壹与之齐,终身不改”。东汉班昭作《女诫》,进而提出“《礼》:夫有再娶之义,妇无二适之文。故曰:夫者,天也。天固不可违,夫固不可离也。”唐人贾公彦为《礼记》作疏,又提出:女子嫁夫,“壹与之齐,终身不改,故夫死不嫁”(注:《礼记注疏》卷30《郊特牲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版。)。唐人宋若华的《女论语》也以“古来贤妇,九烈三贞,名标青史,传到而今。后生宜学,亦匪难行。第一守节,第二清贞。……夫妻结发,义重千金,若有不幸,中路先倾,三年重服,守志坚心,保持家业,整顿坟茔,殷勤训后,存没光荣”为结束语。但汉魏以降的律令却未见有禁止离婚再嫁、丧夫再嫁的条文。(注:隋开皇年间曾禁品官寡妻再嫁,以后或禁或不禁。但即使禁止,亦局限品官范围,而不及民庶。)不仅如此,政府有时还鼓励乃至变相强制寡妇再嫁。如唐贞观二年二月即曾诏令:“男年二十,女年十五已上,及妻丧达制之后,孀居服纪已除,并须申以婚媾,令其好合。……其鳏夫年六十,寡妇年五十已上,及妇虽尚少,而有男女,及守志贞洁,并任其情,无劳抑以嫁娶。刺史县令以下官人,若能婚姻及时,鳏寡数少,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。如导劝乖方,失于配偶,准户减少附殿”。(注:《唐会要》卷83 《嫁娶》,中华书局1955年版。)这与封建礼教的宣传更是大相径庭的。可见,律、令的各条规定不一定都是一本于礼,因为它还要考虑社会的现实情况。

  2.义绝,必须离婚。依《户令》,“殴妻之祖父母、父母,及杀妻外祖父母、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,若夫妻祖父母、父母、外祖父母、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,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外祖父母、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,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,及欲害夫者,皆为义绝。”《唐律疏议》卷一四《户婚律》与《宋刑统》同卷规定:“夫妻义合,义绝则离。违而不离,合得一年徒罪。离者,既无‘各’字,得罪止在一人,皆坐不肯离者;若两不愿离,即以造意为首,随从者为从。皆谓官司判为义绝者,方得此坐。”

  而敦煌出土的离婚样书皆与此迥异。S0343(9V—10V)号文书[以下简称A件],首题为“某专甲谨立放妻手书”;S5578号文书[以下简称B件]与S6537(1V)号文书[以下简称 B'件]皆无题,此两件文书内容略同,应系同源;S6537(6V)号文书[以下简称C件],首题与尾题皆为“放妻书”;P3212(11V)号文书[以下简称D件],首题“夫妻相别书”; P4525(7)号文书[以下简称E件],首题为“放妻书”;P3730号文书[以下简称F件],首题为“某乡百姓某专甲放妻书一道”。此件与C件仅有几句不同,大多数文字雷同。以上 7件文书,除2件无题,1件首题“夫妻相别书”外,其余4件皆题“放妻书”。论者或联系奴婢放良文书,认为“放妻书”反映了夫妻关系上,妻的地位的低贱,我以为此论非是。“放”字有解脱约束或使之脱离含意,本身并无明显贬义。在放奴婢为良场合,因为是免贱为良,表明被放者原先的地位很低贱。而在其他场合,就并非如此。如唐玄宗曾诏令“其天下百姓,有灼然单贫不存济者,缘租庸先立长行,每乡量放十丁”。(注:《全唐文》卷25《安养百姓及诸改制诏》,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。)这里所谓的“放”乃是放免赋役。被放免者贫则贫矣,但身份地位并不低贱。又如“放臣”,《六臣注文选》卷一三收祢衡《鹦鹉赋》即有“闻之者悲伤,见之者陨泪。放臣为之屡叹,弃妻为之歔欷”句,同书卷一八所收马融《长笛赋》也有“放臣、逐子、弃妻、离友,彭、胥、伯奇、衰姜、孝己,攒乎下风……通旦忘寝不能自御”句。李周翰注曰:“放臣谓迁于遐荒者。逐子谓逐出之者。弃妻谓夫之弃者。离友,友朋离别者。”彭咸、子胥、哀姜、孝己等人的遭遇诚然可悲、可悯,但其身份地位绝不低贱。“放妻书”之“放”,乃放归本宗之意(注:妇女出嫁后离婚回本家称为“归宗”,或“大归”。),其中也并无贬意。“放妻书”实际上就是离婚书。之所以言“放妻”,是因为在夫系家庭制下,妻子一般是从夫居,因而在离婚场合,通常也就是妻离夫家(注:丈夫从妻之情况也有,但为数甚少。如上引E件文书(P4525⑦号)就是夫(富盈)从妻(阿孟)居。因而在离婚时就是妻“对众平论,判分离别,遣夫主富盈”归。按此件文书所反映的婚姻情况,离婚书本应题为放夫书才是。或即因为其时基本上都是从夫居,离婚书绝大多数也是题为“放妻书”,所以阿孟与富盈离婚时就借用现成的“放妻样书”的格式,加上3行阿孟与富盈离婚的具体内容,便成为以放妻之名,行放夫之实的离婚书。),夫放妻归(注:妇女出嫁后离婚回本家称为“归宗”,或“大归”。)。从妇人从夫居,子女从父姓、承父宗这一角度讲,确实反映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。但妇女地位的低下,不等于低贱。总而言之,“放妻”与奴婢放良截然不同,绝不能相提并论。

  《乱点鸳鸯谱》是好莱坞1961年出品的一部电影,由克拉克·盖博和玛丽莲·梦露等主演。片中,梦露饰演的罗斯琳来到里诺镇,跟一群“不相称”的人做了朋友,包括成熟的牛仔、悲伤的飞行员、机械师以及骑术表演者等。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,他们的婚姻故事曲折离奇。片中的内华达州里诺镇,在上个世纪20至50年代离婚率全球最高,有着“世界离婚之都”之名。当时,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规定,过错原则是惟一一种可供选择的离婚理由。但里诺推行“无责任离婚”——离婚无需理由,只要住够规定的时间,交一定的费用就可离婚。到1931年3月,到里诺来离婚所需的时间被缩短到6个星期。那时,到里诺来离婚的人把宾馆、农场、牧场、小别墅甚至家庭旅馆住得满满当当,找不到房的人就沿着特拉基河两岸搭“离婚帐篷”安营扎寨。里诺因离婚业务而致富,仅律师费每个月的收入就有10万美元,加上旅馆、娱乐场、饭店和购物等收入,离婚业一年的收入达到500万美元。然而好景不长,

  现代人在离婚协议时,往往纠结于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。但在周秦以后的中国古代,这两项都不成为问题。子女的归属,按惯例都是归男方,女方对此无权争议;汉律规定:“弃妻,畀所赍”,意思是离婚时,女方可带回陪嫁物,但不能参加对男方家财的分割。在敦煌放妻书中,财产分配赫然在列。放妻书表明了“所要活业,任意分将”、“所有物色书之”。有敦煌学者据此认为,当时夫妻和离时如果一方需要扶养,双方可以协商且双方的父母可以参与;扶养可以采取给付“衣粮”之方式,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次给付;扶养只持续一定时间。

  杨际平先生提出,放妻书是用作离婚样本来参照使用的,体现了民间离婚的实际情形,具有普遍意义。也许,这一“放夫书”恰恰反映了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,唐朝女子在婚姻生活中的主动性,离婚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困难。从史实来看,唐朝妻子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。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,这与前朝的“从一而终”和后代的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唐人范摅在《云溪友议》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,妻子王氏便向他索要休书离婚。杨志坚无奈,赋《送妻》诗一首,王氏拿上这首诗,到官府请求离婚,州官颜真卿认为王氏嫌贫爱富乃“污辱乡闾,伤风败俗”,判处打二十板,准其改嫁,以示警戒。同时,赠杨志坚布帛二十匹、米二十石,并留任署中,还将此事公之于众。史上最煽情的唐代离婚书(敦煌莫高窟出土大唐离婚协议北京赛车开奖此后数十年间,江右之地不敢再有休夫的妻子了。

  离婚书的内容一般都很简单,除声明离婚外,没有别的实质性内容。当代的离婚协议,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应属主要内容,但在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,这两项都不成为问题。子女的归属,按惯例都是归男方,女方对此无权争议。(注:子女随出母乃特殊情况,如子女与母一同被弃,或政治原因等。)《仪礼·丧服》中就有“出妻之子为母”服期的规定,表明出妻之子一般即随父。《三国志》卷八《公孙度传》注引《晋阳秋》载李敏被公孙度所杀后,“敏子追求敏,出塞,越二十余年不娶。州里徐邈责之曰:‘不孝莫大于无后,何可终身不娶乎!’乃娶妻,生子胤而遣妻。”也表明出妻之子留在夫家乃必然之事。《后汉书》卷四八《应奉传》注引《汝南记》云:“华仲妻本是汝南邓元义前妻也。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,元义还乡里,妻留事姑甚谨,姑憎之,幽闭空室,节其食饮,羸露日困,妻终无怨言。后伯考怪而问之。时义子朗年数岁,言母不病,但苦饥耳。伯考流涕曰:‘何意亲姑反为此祸!’因遣归家。……其子朗时为郎,母与书皆不答,与衣裳辄烧之。母不以介意,意欲见之,乃至亲家李氏堂上,令人以它词请朗。朗至,见母,再拜涕泣,因起出。母追谓之曰:‘我几死,自为汝家所弃,我何罪过,乃如此邪?’因此遂绝”。更可见出妻之子除不为父后者可以(也应该)为生母服期外,实际上与生母断绝一切关系。

  在荷兰,离婚手续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完成。荷兰阿姆斯特丹最近出现了一家“伤心酒店”,为需要离婚的夫妇提供快捷的“一条龙”服务。入住伤心酒店前,打算离婚的夫妇会收到一份列表,上面列明了他们要考虑的关于产权、子女抚养权等一系列问题。住进“伤心酒店”后,公证人、律师、心理医生、房产中介和打算离婚的夫妇,在一个周末里一次性解决所有细节问题。谈判从星期六早餐后开始,整个程序安排紧凑,从财产分割到心理辅导,一步步地按计划进行。下周一早上,离婚手续办妥。在这里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最终被送到法院,6个星期后离婚协议即可生效。

  汉魏以降,中国的法律有一很大的特点,那就是封建礼教与律令相结合,以礼入令、入律,同时又提倡“德主刑辅,礼法并用”。我们可以说,封建礼教乃是汉魏以降历代律令的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。但礼教毕竟不同于律令。封建礼教是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思想家提出的一种理想,主要是靠教化的力量来推行,其被社会所接受的程度则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异。律、令则是由国家政权所制定,颁行于全国,强制执行。因为有这种区别,礼就不必都入律、令。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而言,律、令的主旨与传统礼教亦不必相同。如结婚、离婚、妇女再嫁问题,《大戴礼记》卷一三《本命》主张:“女有五不取:逆家子不取,乱家子不取,世有恶疾不取,丧妇长子不取。逆家子者,为其逆德也;乱家子者,为其乱人伦也;世有刑人者,为其弃于人也;世有恶疾者,为其弃于天也;丧妇长子者,为其无所受命也。妇有七去:不顺父母去,无子去,淫去,妒去,有恶疾去,多言去,窃盗去。不顺父母,为其逆德也;无子,为其绝世也;淫,为其乱族也;妒,为其乱家也。有恶疾,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;口多言,为其离亲也;盗窃,为其反义也。妇有三不去:有所取无所归不去,与更三年丧不去,前贫贱后富贵不去。”《公羊传·庄公二十七年》何休注与此略同,唯“七去”改曰“七弃”。唐人贾公彦为《仪礼·丧服》作疏,又改“七弃”为“七出”。唐代,“七出”、“三不去”入律令。“五不取”则不入律令。《大戴礼记》与《公羊传》何休注等谈“七去”(“七弃”、“七出”),逐项陈述应出之理,主导思想是妇犯“七去”者,除非碍于“三不去”,都应该“去”。在礼教的宣传工作中,妇虽无过或无大过,而割爱弃妻以取悦父母者,确也经常博得孝子或孝友的美名。而唐令则虽有“七出”条款,但未陈述应出之理由,主导思想显然是犯“七出”者,可出,但不一定非出不可。《唐律》的规定则是:“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,而出之者,徒一年半;虽犯七出,有三不去,而出之者,杖一百。追还合。若犯恶疾及奸者,不用此律。”侧重点则是制裁不应出而出之者。按《唐律》规定,妻犯“七出”者可出可不出;只有犯义绝者非离不可(否则就要“徒一年”)。关于“离婚”,《唐律》又规定:“夫妻不相安谐”者可以和离。按此规定,只要“情不相得”,丈夫可以要求“和离”,妻子也可主动要求“和离”。《唐律》的此项规定也显然有悖于“礼”(注:《白虎通》卷下《嫁娶篇》主张:“夫有恶行,妻不得去,得地无去天之义也。”又说:“夫虽有恶,不得去也。故〈礼·郊特牲〉曰:‘壹与之齐,终身不改。悖逆人伦、杀妻父母,废纪纲,乱之大者,义绝乃得去也。”可见,封建礼教不允许妻子主动求离,除非是“义绝”。)。

  有意思的是,放妻书没有单方面指责,而是将造成婚姻、家庭关系紧张的责任,分摊给夫妻双方,如“妻则一言十口,夫则反目生嫌”、“夫若举口,妇便生嗔;妇欲发言,夫则拾棒”等等。进一步,放妻书都强调宿世姻缘,或云“凡为夫妇之因,前世三年结缘,始配今生夫妇。若结缘不合,比是宿世冤家,故来相对”;或云“夫妇之礼,是宿世之因。累劫共修,今得缘会”等等。认为现实婚姻中夫妻感情的严重冲突,乃至感情完全破裂,都是“宿世冤家,今相遇会”所致。既然如此,其出路也就只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,好说好散。

  爱尔兰人婚期不同,结婚证书也不一样。婚期为1年的新人,得到的是厚如百科全书般的两大本结婚证书,里面逐条逐项列举了男女双方的各项权利义务,以及所应当承担的责任:小到清洁修理,大到生育教育,事无巨细,面面俱到,可谓是一本完善的家庭相处条例;而婚期为100年的新人,得到的结婚证书只是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市首席法官的祝福语:尊敬的先生、太太:您是否知道,您的左手对右手,右腿对左腿,左眼对右眼,右脑对左脑究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和义务?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,只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,因为彼此的快乐而快乐。下面印着一行大写的字母:祝你们白头到老。

  传统礼教认为:“婚姻者,合二姓之好,上以事宗庙,下以继后世”(注:《礼记·婚义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版。),完全忽视了夫妇间的性爱与感情需求。上述7 件敦煌文书则与此相反,十分强调夫妻间的性爱与感情。上引A件文书,强调夫妻间应“恩深义重”。C件、F件文书强调“伉俪情深,夫妇义重,幽怀合卺之欢,须念同牢之乐。夫妻相对,恰似鸳鸯双飞,并膝花颜共坐。两德之美,恩爱极重。二体一心,生同床枕于寝间,死同棺椁于坟下”。D 件文书强调“夫妻语让为先……夫取妻意,妻取夫言。……日日即见快欢”;E件文书强调夫妇“恩义深极,贪爱因浓。生前抱白头,死后要同于黄土”。都全然未及“合二姓之好,上以事宗庙,下以继后世”事。只有B件(含B'件)文书在强调夫妻感情、家庭和睦、兴旺(“一从结契,要尽百年,如水如鱼,同欢终日。……远近似父子之恩,九族邕怡四时而不曾更改。奉上有谦恭之道,抚下无常[党]无偏。家饶不尽之才[财],轴里[妯娌]称长延之喜”)的同时,言及生男育女事(“生男满十,并受公卿;生女柔容温和,内外六亲叹美”)。而其言生男育女,重点也是放在夫妻情深、家族欢乐,而不是广继嗣等等。由此足见,十世纪前后敦煌民俗对婚姻的追求十分注重男女感情,与传统礼教所强调者不同。(注:关于敦煌婚俗,参看高国藩《敦煌民俗学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。)而在导致解除婚姻关系方面,主要也是因感情不和而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。各件离婚书都强调夫妻感情业已破裂(如A件强调“二心不同,难归一意”;C件、F件强调“今已不同, ……反目生嫌”;E件强调“(夫妻)二情称怨,互角增多,无秦晋之同欢,有参辰之别恨”)。有的还进而指出:由于夫妻感情不和,还影响到整个家庭亲属,甚至导致家业衰败。如D件文书就谈到“眷属污辱,臬门连累”,如果不别,就势必是“日日渐见贫穷,便见卖男牵女”, B件、 B'件更谈到“猫鼠同窠,安能得久。二人意隔,大小不安。更若流连,家业破散。颠铛损脚,至见宿话不残;擎鏊凿瓮,便招困弊之苦。男饥耕种,衣结百穿;女寒绩麻,怨心在内”。因而除了离婚,别无它法。

  离婚书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于户籍的除附。我国不迟于战国,就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,“四境之内,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,生者著,死者削”(注:《商君书》卷5《境内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。)。从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三年(547年)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(8世纪末至9世纪前半期)民户的户籍手实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女子因婚嫁而除附的实例。(注:如西魏大统十三年籍王皮乱户即记有:“息女女亲辛丑生年两拾柒中女出嫁受(寿)昌郡民泣陵申安。息女丑婢丙辰生年拾两中女出嫁效谷县斛斯己奴党王奴子”。唐开元四年(716 )敦煌县慈惠乡籍王妙智户下亦记:“户主王妙智年伍拾陆岁,寡,先天二年籍后出嫁,入县内敦煌乡临池里户主张有仁为妻。”“女杨王年壹拾捌岁中女开元三年帐后出嫁,入里内户主余善意孙男伏保为妻”,而同籍余善意户亦记:“保妻杨年壹拾捌岁丁妻,开元三年帐后,娶里内户主王妙智女杨王王为妻。”)日本《养老令》中的户令基本上抄自唐户令。日本明法家在解释“凡弃妻,……皆夫手书弃之,与尊属近亲同署”时也谈到“手书进官司,以计账时除弃耳”(注:《令集解》卷10《户令》注引“穴云”。“古记”的注释与此略同。)。我国自战国以降,对离婚不办手续,或妇女离夫逃亡,处罚都很重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《法律问答》就谈到:“‘弃妻不书,赀二甲’。其弃妻亦当论不当?赀二甲”;“女子甲为人妻,去亡,得及自出,小未盈六尺,当论不当?已官,当论;未官,不当论”。(注: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,第224、222页。)按此规定:未成年但又经官府登记为人妻而又逃亡者,不论是被捕获或自首,都应判罚。弃妻而不向官府登记,双方也都要被罚。

  离婚书主要作用之二就是供再婚之用。我国不迟于春秋战国,男女婚嫁,便要订立婚约。婚约也是一种契约。未曾解除婚约而另娶、另嫁,皆为法律所不许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《法律问答》就规定:“女子甲去夫亡,男子乙亦阑亡,相夫妻,甲弗告请(情),居二岁,生子,乃告请(情),乙即弗弃,而得,论可(何)殹(也)?当黥城旦舂。”可见,逃亡女子未经离婚而再嫁,一旦被抓获,就要黥为城旦舂,男方若知情,亦当同罚。到了唐代,《唐律·户婚律》也规定:“诸有妻更娶妻者,徒一年;女家,减一等。若欺妄而娶者,徒一年半;女家不坐。各离之”;“妻妾擅自者,徒二年;因而改嫁者,加二等”。(注:《唐律疏议》卷14《户婚律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)由此可见,离婚妇女再嫁必须持有离婚书。(注:唐人范摅的《云溪友议》就提到:颜真卿任临川内史时,“邑有杨志坚者,嗜学居贫”。其妻不堪困苦生活,“索书求离”,杨志坚无奈,赋诗一首予之,内含允许婚姻之意,“其妻持诗诣州,请公牍以求他适”,颜真卿怒其“污辱乡闾,伤败风教”,将其笞二十,但仍允许“任自改嫁”。)职是之故,我们所见的各种“放妻书”(“休书”)都包含允许女方再嫁的内容。而史籍所载的那些离婚妇女,绝大多数也确实再嫁。北京赛车注册

  协议离婚须书写离婚书,已有敦煌出土的7件放妻书为证, 已无容置疑。协议离婚时一般都要会集双方亲属商议,如D 件文书即言“今对两家六亲眷属,团坐亭腾商量,当便相别分离”。其他各件,除 B件因后缺,E件情况特殊外(注:敦煌出土的7件“放妻书”中,有6 件属于样书,仅E件文书1件,属放妻书稿。E 件文书虽未明确提及“二亲”或“六亲”,但提及“今亲姻村巷等与妻阿孟对众平论,判分离别,遣夫主富盈讫”。此“亲姻”或即包括“二亲”或“六亲”。或者是,富盈已无亲属而入赘于妻家。),也都分别提及“聚会二亲”、“聚会六亲”、“快会及诸亲”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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